這種君臣之間的默契與配合,成為蜀漢政權在亂世中得以存續的重要保障。
然而,長期的放權,也讓劉禪逐漸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他雖為一國之君,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成為了權力的象征。
但劉禪并未因此心生不滿,反而以一種隱忍的態度,默默接受著這一切。
他明白,在蜀漢的特殊國情下,唯有如此,才能維持政權的穩定。
當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劉禪的政治生涯迎來了重大轉折。
他果斷停止北伐,將戰略重心轉向休養生息。
為了避免出現權臣專權的局面,他廢除丞相制度,以費祎、蔣琬、董允分掌軍政大權,形成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這一過程中,劉禪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
他巧妙地平衡各方勢力,既充分發揮了費祎、蔣琬等人的才能,又確保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這種權力分配方式,成功維持了蜀漢政權的穩定近三十年,期間蜀漢國內經濟逐漸恢復,百姓生活也趨于安定。
景耀六年(263年),一場決定蜀漢命運的戰爭悄然降臨。
司馬昭調集大軍,兵分五路伐蜀。
姜維率領蜀軍主力在劍閣據守,憑借天險頑強抵抗,與鐘會率領的魏軍主力形成對峙之勢。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鄧艾竟率領一支奇兵,偷渡陰平,繞過劍閣天險,直插蜀漢腹地。
當鄧艾的軍隊出現在江油時,蜀漢朝廷頓時陷入了一片恐慌。
江油守將馬邈不戰而降,鄧艾長驅直入,很快兵臨綿竹。
諸葛亮之子諸葛瞻率領蜀軍在綿竹拼死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諸葛瞻父子壯烈殉國。
綿竹失守后,成都門戶大開,鄧艾的軍隊如潮水般涌來。
此時的成都城內,兵力空虛,糧草不足,難以抵御如狼似虎的魏軍。
面對危局,蜀漢朝廷內部分裂為兩派:一派主張堅守成都,等待援軍;另一派則力主投降。
光祿大夫譙周力主降魏,他在奏疏中向劉禪分析道:“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
這番承諾,或許給了劉禪最后一絲希望。
但更深層的原因,是蜀漢連年征戰導致國力枯竭,經過多年的北伐與防御戰爭,國內經濟早已不堪重負,百姓疲憊不堪,軍隊也因長期征戰而士氣低落。
在這種情況下,堅守成都無疑是一場勝算渺茫的豪賭,一旦城破,百姓必將遭受生靈涂炭。
經過一番痛苦的抉擇,劉禪最終做出了投降的決定。
這個決定,不僅終結了蜀漢政權四十二年的統治,也讓劉禪成為了千古爭議的焦點。
有人指責他懦弱無能,不戰而降,辜負了劉備、諸葛亮等先輩的心血;也有人認為他是為了保全百姓,避免無謂的犧牲,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投降后的劉禪被遷至洛陽,封為安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