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曉雨”三個字在浸濕的培養皿中緩緩浮現時,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什么詭異的詛咒,而是周記者那張因連日追蹤報道而憔悴不堪的臉。
質問的過程是殘忍的。
周記者起初矢口否認,直到沈默將復原的照片推到他面前,那層堅硬的偽裝才瞬間崩塌。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抓著自己的頭發,聲音嘶啞而破碎,“可曉雨她說……她說夢里有個穿蓑衣的伯伯在等她,說河里好冷,讓她帶個路……我怕啊!我寧愿她不去,也不愿別人家的孩子去!我有什么錯!”
那是一種被逼到絕境的自私,一種浸透了父愛的惡。
與此同時,蘇晚螢的走訪也傳來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
溺亡者的家屬們在巨大的悲痛中,回憶起了一些被忽略的細節。
一位老母親在給兒子開的病歷本空白處,無意識地寫滿了兒子的名字;一個妻子在給亡夫燒紙時,順手就在一張黃紙上寫下了丈夫的名字,她當時只覺得這樣“能讓他收到”,卻忘了那張紙并沒有扔進火盆。
這些名字,就像一份份無聲的契約,被親人以最不經意的方式遞交了出去。
而那個每天都準時到河邊送紙船的女孩小林,則成了這套詭異邏輯最堅定的信徒。
蘇晚螢試圖勸說她停止這種危險的行為,小林卻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眼神看著她,平靜地反問:“我哥在夢里托付我,說他愿意替鄉里人承一份災厄,讓河伯息怒。你們不信河伯,可它每年都來帶走幾個人。你們不信命,可只要名字被寫下,就一定會應驗——警官,你告訴我,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蘇晚螢啞口無言。
當一套荒謬的規則能夠持續、精準地兌現時,它本身就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真實”。
真正讓沈默感到脊背發涼的,是老吳從河道管理處調來的一段夜間巡河錄像。
凌晨三點零三分,河面上那些順流而下的紙船,竟在同一時刻靜止,然后,開始集體逆流而上。
它們的動作整齊劃一,沒有絲毫紊亂,仿佛有一支無形的水下軍隊在拖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