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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出生于1980年代初，舊金山南部一棟退色公寓樓里。父親在她五歲那年離開，從此沒有回頭。母親靠打散工度日，在洗衣房、餐館、陌生人家的地毯上輾轉。她們與四戶人家共住一套房，兩人合住一間隔斷出的半房間，白天昏暗，夜里嘈雜。

她讀的是本區的公立小學，語言成績好，數學一般，老師說她坐姿特別端正，從不主動講話，也從不搗亂。放學后王瑤會在圖書館多待一會兒，母親下班晚，怕她在家出事。她習慣一個人看書，把詞匯本記在舊信封背面，晚上回家吃飯、學習、睡覺，日復一日。

十四歲那年，母親接受洛杉磯比佛利山一戶華人家庭的住家保姆職位。對方姓盛，丈夫做地產，夫人是大學教授，講英美文學。王瑤跟著母親搬進盛家后院的傭人房，是一間由車庫翻新的獨立小屋，鋪木地板，有簡易的洗手間和一張單人床，收拾得干凈整齊。盛家對傭人態度溫和，說話不重，只是不親近，也不鼓勵越界。

王瑤繼續通勤到原來的公立初中，每日放學后從廚房側門回后院，繞過泳池，直接進屋。母親提醒她：“盛先生和盛太太人很好，但我們是雇員，懂分寸就好。”王瑤照做，從不在主屋久留，只用廚房邊門進出，從不進入私人空間。

盛家的兒子盛軒和她同齡，就讀harvard-westke，是最好的私校之一。盛軒每周有兩次網球課，周末請家教補數學。兩人偶爾在后院擦肩，見面打招呼，有時她在外面背書，盛軒從球場回來，會順手問一句：“你在準備什么？”或者“你每天都走著回去？”

她母親總說：“不要和人家孩子太熟。”王瑤聽得進去。她不主動搭話，也不多停留。她的生活節奏清清楚楚：早起上學，回家復習，背sat詞匯，做賬本，幫母親把采購單重新算一遍。

節假日時，盛太太會送她一些舊書、禮品卡或者剩的歐洲進口餅干，說：“這些太甜，你們嘗嘗。”盛先生也常在晚飯后順口問一句：“最近課業忙嗎？”王瑤每次都點頭，說謝謝。他們有禮貌，有距離，不故意親昵，也不把人晾著，始終維持一種克制的溫和。

王瑤有記日記的習慣，把日常細節一筆一筆寫在軟封本里。她記錄每周垃圾車什么時候來，盛太太幾點出門上課，盛軒晚上在哪個時間段會在泳池邊講電話。他總是走來走去，語速不快，有時夾雜一句中文、有時是低聲笑。她坐在傭人房窗邊，看著他在玻璃門前走過一圈又一圈。

十五歲那年夏天，盛家提出帶他們母女一同去馬里布海邊過周末。王瑤起初拒絕，說自己不愛下水。母親勸她：“人家請你是看得起，別太僵。”

王瑤穿著舊連體泳衣，披了件襯衫坐在沙灘邊。盛家帶了帳篷、便當、果汁，還有兩只防水音響。盛軒在水里跟朋友打水球，水線不遠處傳來嬉鬧聲。

王瑤坐在石頭上，背對陽光，腳邊是母親收拾好的便當盒。突然一聲尖叫打破節奏，浪高起，一個人影翻進水中。岸邊的人群開始移動，盛太太喊：“軒軒！”

一個游客跳進水里，把人拖上來，shi發貼在臉上，臉色發白。王瑤擠到前排，蹲在盛軒身邊遞紙巾，盛軒吐了一口水，睜開眼看著她。

盛太太撲過去抱住兒子，眼睛紅了，隨后看見王瑤，伸手握住她的手，說：“謝謝你。”

她沒解釋，也不知道該怎么說。那一刻，沒人在意過程，只看見結果。

那之后沒幾天，盛先生提出將王瑤轉入harvard-westke。費用、手續都由他們安排。她母親想了三天才答應。盛太太說：“不是還恩情，只是覺得她這樣浪費了太可惜。”

私校的第一天，王瑤穿新制服、舊球鞋進校門，站在教學樓前發呆。教室是冷氣恒溫的，講臺背后掛滿各年級競賽獎狀，學生桌面干凈，墻角擺著三腳架和實驗模型。

老師介紹她時，同學們禮貌點頭，沒有人多看。課間大家講起出國營地、騎馬夏校，用的是她聽不懂的語調。午餐時間，她拿出帶來的便當坐在角落，餐廳另一頭有漢堡、沙拉、自選熱湯，她不知道該怎么點，也不想問。

放學時，盛軒走過來，把一袋文具和記事本遞給她，說：“有些東西你可能還沒準備。”

她接過，說謝謝。盛軒點點頭走了。那天下午她回家，把袋子放在書桌上，坐了很久。

她心里確實動了一點。他穿著深藍校服，頭發被太陽曬得微褪色，背光站著，有點好看。她知道不能多想，就把那種感覺壓下去。她明白這段關系是偷來的，她配不上。

過了兩個星期，午后自由活動課結束，盛軒站在教學樓前，有五六個女生圍著，說笑不停。其中兩個穿的是拉拉隊隊服，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王瑤站在不遠處，抱著作業本，原地站了快五分鐘。然后她直接走上前，拉了盛軒的書包一把。

“你爸媽讓我們早點回去。”

盛軒回頭，皺了一下眉，但沒說什么，跟著她走下樓。

王瑤走在前頭，心里沒底，臉發燙。走到校門口，她才意識到自己什么都沒想好。

上車時她坐在后排。車開出校園，沿著ulholnd

drive緩緩下坡。加州陽光透過窗戶打在車窗，整個城市像被曬熟了。盛軒從前排后視鏡里看她，第一次認真地看。

她今天穿得普通，頭發扎得緊緊的，后腦幾縷碎發翹著，臉上還有沒褪干凈的羞意。

盛軒盯了一會兒，沒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