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大汗在長安跳舞給大家看了,現在咱們的二圣反過來在上京跳舞給金人看。大唐就算把拳頭舞出殘影,附屬小國也會心悅誠服地贊嘆大唐的恩德。大宋年年‘賞賜’西夏,西夏國主滿腦子想的依舊是怎么趁機侵占大宋領土。
趙芫無奈地扶額,我能和受難的小弟平等貿易,已經很善良了好吧。君不見未來的世界小弟是要定時繳納保護費的!
理想:拳以德立,無德無拳。
現實:德以拳立,無拳無德。
李綱這樣的聰明人當真不懂嗎?不,他們很懂。私底下做生意時比誰都精明,比誰都會賺錢。可一旦上升到國家理想,便忽然成了另一回事。大家都太向往曾經的輝煌盛世了。
李綱調任
李綱對堅持大宋傳統外交政策的固執程度超乎了趙芫的想象,經過上回的會議之后,趙芫又召開了幾次中樞會議,但以李綱為首的幾名重要中樞大臣始終堅持對待周圍小國的朝貢-賞賜-貿易的政策不變。不能將支援和貿易畫等號,支援必須處于‘恩賞’范圍。
趙芫不得不花時間重新細致研究一遍這套理論,從中尋找突破口。相關的政策大宋已經實施了百年之久,實質上形成了固定了政治+經濟+軍事的利益鏈條。對于要不要維持這套政策,其實每一任皇帝執政期間,朝野都曾經發起過辯論。
因為大部分宋帝心里還是想打仗的,想收回失地。一旦這么想了,就要考慮取消以朝貢、歲幣維持的邊境安穩,反過來通過發展邊軍實力來鎮守、收復邊疆。但每次都被文官給按下去了。
原因嘛,很簡單,每次皇帝想通過打仗來實現抱負時,就會發生‘大敗’的悲劇。有敗仗背書,文官們提出的“以財息戰”政策的正當性、合理性便無限拔高起來。
仁宗時期,范仲淹給算了筆賬,供養二十萬邊防軍年耗3000萬貫,而歲幣支出僅為其110。神宗時期,王安石推動保甲法、將兵法,企圖改變這一政策,結果元豐四年五路伐西夏的慘敗。
根據戶部歷年文書記載,歲幣支出在神宗朝年均約150萬貫,而熙寧年間中央財政收入約6000萬貫。對夏戰爭年均耗2000萬貫。到了徽宗時期,雖財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各方損耗亦不斷拉高,這還是在沒有努力發展軍事的前提下。
實踐下來的對比在文官們的視角來看,結論:這一政策絕不能改變。
供養軍備老化的邊防軍花費都是個天文數字,更別說要打造各部軍隊里的騎兵隊伍。當真是在舉全國經濟支持軍隊發展。在后世,砸鍋賣鐵也要發展軍備,落后就會挨打等實踐經驗深入人心,小孩都知道強軍的重要性。可如今難就難在未來的經驗,前人不知道。
如果不是二圣北狩,如果現在登基的不是趙芫這樣能打勝仗的皇帝,那么連全力支持發展騎兵的政策都不可能在大宋朝廷內通過。
真實的歷史上,大宋失去半壁江山,國庫被劫掠一空,蝸居江南,財政減少,每年還要賠款給外國。被逼到墻角了,朝廷才無奈支持岳家軍的騎兵建設,但燒錢燒得大宋君臣們心慌啊。
想岳飛死的,絕不止是秦檜幾個奸臣而以。岳飛第四次北伐,南宋軍費開支達6000萬貫,占財政收入70,引發江南地主激烈反對。當時的參知政事范同甚至直言:“飛若成功,必增兵置戍,民力何以堪?”
《戊辰修史傳》中記載理學派官員認為“戰必亡國”,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觀與“息兵養民”政策暗合。這種思想通過太學、書院滲透官僚體系,形成反戰輿論氛圍。
單從這些資料中透露出的冰山一角就能看出當時的朝堂究竟是什么氣氛,恐怕上上下下為了錢,都會希望岳飛死。岳飛一死,北伐必定失敗。反過來說,文人們希望的‘穩定’‘和平’便到來了。
文官集團的理論將歲幣與軍費進行簡單數值比較,忽視地緣安全惡化帶來的長期成本。岳飛死后,南宋為自保,被迫在江淮流域維持20萬常備軍,年均耗資4000萬貫,這時候卻沒有人出來計算花費的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