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思銘所知,博物館每年都有監守自盜的案子發生,這還是被曝出來的,沒曝出來的肯定更多。
甚至都已經形成產業鏈了。
展品一入館,仿制品就開始造了,關鍵,現在仿制水平非常高,只是隔著玻璃罩子看外觀的話,根本區分不出真品還是仿品。
然后,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仿品將真品換出。
宋思銘也不敢保證,未來的大運河博物館,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要我說,就算王建都敢借,咱們也不能借,那是給自己找麻煩。”
張孝儒對宋思銘說道。
這也算是對宋思銘的提醒。
“主要還是博物館內部,沒有一個清晰可用的監督體系,才導致監守自盜的事情,時有發生。”
宋思銘是一個遇到困難,就想辦法解決困難的人,而不是一個遇到困難,就想避開困難的人。
他覺得,應該是博物館設計一套監督體系。
但張孝儒卻給宋思銘潑了一盆冷水。
“我們的紀檢系統,應該算是清晰可用的監督體系吧,但一些人就不犯錯誤了?該犯還是犯,只要有足夠的回報,他們自會鋌而走險。”
張孝儒舉例說明。
“是這個道理。”
這個例子,宋思銘無法反駁。
就像《資本論》里說的,一旦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宋思銘先把張孝儒送回市文旅局,開車回王寨鄉的路上,仍然在琢磨著,怎么解決大運河博物館的展品問題。
本來,宋思銘都打算走“借”這條路了,從王建都那里借不到,就找其他人借,可是現在,這條路似乎也堵死了。
做任何事,都要負責任。
如果沒辦法保證借來的藏品的安全,那還不如不借。
可問題是,不借的話,憑五千萬的預算,最終,大運河博物館的展品,十有八九都得是仿制品。
搭配上這樣一個博物館,運河景觀帶,乃至青山的格調,都一下子下來了。
就在宋思銘想得一腦袋漿糊的時候,手機響了。
通過車載藍牙接聽,電話那頭傳來了邢道瑞的聲音,“宋書記,你在王寨鄉嗎?”
“現在在回王寨鄉的路上,差不多得一個小時才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