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那年的霉斑,是從墻角蔓延到天花板的。
母親的“工作間“永遠泛著一股廉價香水與汗水發酵的酸味,混著香煙燒穿床單的焦臭。
那間十平米的小屋塞著一張彈簧床,床頭擺著我那個土大款父親的照片——那是母親唯一的裝飾品,她說要讓客人們看清楚,她曾經也當過“正經女人“。
每當門縫下漏出陌生男人的皮鞋影子,她就會往我手里塞幾張嶄新的大鈔:“小珂,你先出去買點東西吃,媽媽工作完就帶你吃好的,乖。“
鈔票總是帶著她掌心的溫度,還有一股若隱若現的腥氣。
我知道那是她在接客前總要拼命洗刷的味道,但有些氣味就像墻角的霉斑,怎么擦都會滲回來。
巷口賣燒烤的阿婆說,母親年輕時是夜總會的頭牌。
那個姓阮的土老板說好要娶她,結果只留下我這個意外和每個月五千信用點的撫養費。
五千塊在我童年的時候不算少,但架不住母親要買新裙子、要做頭發、要把我打扮成“大小姐模樣“去向父親要錢。
“你爸最喜歡女兒了,“她給我梳頭時總這么說,“等下見了他就哭,哭得越慘給的錢越多。“
……
我背著印滿名牌logo的書包蹲在垃圾站后面時,阿黃總會準時出現。
它是一只毛色發亮的zazhong狗,左耳缺了個角——聽巷口修車的老李說,是在狗肉館逃出來時被鐵鉤撕掉的。
我掰開手里的火腿三明治,它shi潤的黑鼻子就輕輕蹭過我的手指,不像班里那些同學,他們的母親總會尖叫著把他們從我身邊拽走。
“阮珂媽媽請你自重!這是孩子上學的地方,不是你的獵艷場所!“上周班主任家訪時,我趴在門縫看見她對我母親翻白眼,“你勾引家長會會長的事,整個年級都知道了。“
母親笑得花枝亂顫,把煙灰彈在班主任茶杯里:“是啊,你老公還說你家床墊太硬呢。“
第二天我的課桌被紅墨水涂滿了“xx養的“,前座女孩“不小心“打翻的果汁正好沖淡那些字跡。
我數著窗外梧桐葉的影子等放學,書包里裝著給阿黃帶的消炎藥——昨天它被保安用鋼管打了。
很小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并不是我的同齡人。
黃昏的巷子是我們的王國。
阿黃教會我辨認每一條流浪狗的領地:瘸腿的老白喜歡吃包子皮,花斑懷孕了不能喂巧克力,黑背會把它找到的硬幣都藏在下水道鐵蓋下面。
我用母親給的錢買雙份關東煮,湯里的魚丸總會被它們用鼻子拱到我嘴邊。
后來這成了我們之間的秘密儀式。
周一帶火腿腸給瘸腿的阿黃,作為回報它會護送我躲過巷子里總想摸我臉的醉漢;
周三偷渡食堂的醬排骨給獨眼的黑妞,它會準時蹲在校車停靠點接我,朝總往我書包里塞死老鼠的男生狂吠;
周五省下甜品費買罐頭,灰耳朵就會帶整支流浪狗隊幫我圍著那些聚眾罵“野種“的闊太千金轉圈,直到她們的羊皮高跟鞋沾滿狗爪印。
我們的暗號是塑料瓶輕輕磕地的脆響。
只要聽見這個聲音,阿黃就會領著整個巷子的流浪狗從各個角落鉆出來——瘸腿的老白總是最后一個到,它的右前爪被汽車碾碎過,跑動時像艘顛簸的小船。
花斑快臨產那陣子,其他狗會自動讓出最暖和的紙箱位置,黑背甚至會偷來水果攤的舊棉襖給她墊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