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陽七年初,因為太皇太后駕崩暫停的科舉恢復,與丁未年的殿試一樣,皇帝再次親自到場主持,策問的題目也再次離經叛道。給出戶部統計的十年間廣東稅賦數目,讓考生總結規律并給出結論。
萬歷二十八年,夏秋糧稅總計2600多萬石,廣東的官民田畝面積只占全國的2左右,糧稅不到60萬石。做為唯一允許對外貿易的港口,廣州市舶司全年番舶抽分居然只有7萬兩。
從萬歷二十八年到景陽三年,廣東的稅賦每年都差不多是這個數字,趕上天氣糟糕數量少一些,風調雨順則高一些,大差不差。
市舶司的番舶抽分干脆連天氣原因也省了,低則5萬高不過8萬,就算加上很大一部分是實物稅收,變現之后也絕超不過20萬兩白銀。
但這種平穩的狀況在景陽四年被打破了,糧稅依舊如初,還稍有下滑,52萬石。但番舶抽分足足翻了五倍,現銀加上貨值總計達到了100萬兩。另外商稅也增長了三倍多,不過由于之前基數太小,三倍之后仍不足萬兩。
有沒有可能當年朝貢的番邦船只比較集中,或者佛郎機人采購貨物的量比較反常呢?不用猜,看看數據就明白了。
從景陽四年到景陽六年,三年里番舶抽分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經突破了150萬兩。商稅同樣一直上揚,突破了5萬兩,連糧稅也跟著走高,達到了80萬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并不富裕的廣東突然間成了賦稅大戶?會試過關的400多名貢士經過一整天冥思苦想,能給出答案的不足兩成,而答案靠譜的不到十個。
當然了,貢士們就算交了白卷照樣不影響成為進士。按照大明律規定,殿試是沒有不及格一說的,無非就是頭甲、二甲、三甲排名的區別。
兩日后辛亥科狀元、榜眼、探花新鮮出爐,有意思的是其中兩人皆來自廣東。而在二甲之中,廣東、福建、廣西、浙江等地的貢士數量很集中,名次還很靠前。
那為什么這些地方的貢士策問成績普遍明顯好很多呢?答案很簡單,近水樓臺先得月。
來自廣東、福建的考生對廣東這幾年發生的變化不光知道可能還親身體驗過,廣西和浙江的部分考生也通過不同渠道聽說過。所以回答起來能抓到點脈絡,不會無的放矢。
而來自其它地區的考生面對新鮮事物,既沒見到過也沒聽說過,腦子里根本沒有概念,大多數回答的都是驢唇不對馬嘴。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四個字,李贄新政!
李贄是景陽三年八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的,十月抵達之后馬上開始推廣番薯、番麥和甘蔗種植,同時對建造榨糖廠、釀酒廠也予以鼓勵。
只用了一年時間,兩廣地區的農業沒啥起色,可對外出口金額翻了好幾番,連帶著廣東、福建和廣西東部地區的手工業也一起繁榮了起來。
去年初,當袁應泰和李如梅聯袂赴任廣東之后,新政鋪開的速度馬上加快了不少,不光讓手工業更上一層樓,還把番薯和番麥不占好地、少占勞力、產量穩定的特點發揮了出來,帶動農業數據也有所提升。
除了少部分官員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和百姓根本不知道新政背后站的是皇帝,甚至不知道有新政,他們只關心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誰讓他們吃飽飯、掙到錢,誰就是好官。于是李贄就從胡搞亂搞的外鄉人,變成了當地人交口稱贊的青天老爺,絕口不再提當年的咒罵和抵制。
此時新政在廣東,尤其是肇慶、廣州一帶屬于潮流所向,從農戶到商人、從地主到士紳,誰要是沒挖空了心思去琢磨該怎么多種點李總督所說的經濟作物、開辦個工廠啥的,誰就會被人戳脊梁骨,罵成二傻子。
就算還有一部分比較保守的地主士紳工匠農戶不愿意嘗試新生事物,也不再敢像以前那樣公開反對,只能躲在家里和親朋好友偷偷說。
面對桌上策問答卷,洪濤遲遲沒有做出批復。它們是讀卷官用了一整天時間從幾百份答卷里精挑細選出來的,到底誰該獲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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