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出屋門,刺耳的聲音仿佛化作實質的沖擊波,震得他耳膜嗡嗡作響。劉光天那變了調的慘叫里,甚至夾雜了撞翻什么東西的哐當巨響,蘇長順的腳步猛地頓住。
劉胖子,你以為王主任”不管”你就贏了?以為鬧大了沒人能奈何你?好,那我蘇長順就讓你看看,什么叫”事情鬧大了”的后果。
他轉身,推著自家的二八大杠出了大院,沒有半分猶豫,長腿一邁便跨了上去,猛得一蹬,他整個人如同離弦之箭,融入了夜幕初降的街道,方向直指——街道辦。
街道辦,王主任辦公室。
昏暗的燈光比四合院家里明亮一些,王主任正在伏案批閱一份關于糧票發放細則的文件,眉頭微蹙。辦公室門砰地被推開。
王主任皺眉抬頭,看清是氣喘吁吁,臉色鐵青但眼神無比堅定的蘇長順時,驚訝地挑了挑眉:“長順?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難道是老太太又搞幺蛾子了?”
”王主任,不是老太太,是劉海中家。”蘇長順氣息都沒喘勻,聲音急促卻異常清晰,”劉海中又在毒打他兒子劉光天,這次比以往還要狠,動靜大得嚇人,孩子哭嚎的嗓子都啞了,再這么下去,怕是要出人命了。”
王主任眉頭皺得更緊了,放下筆,但臉上并沒有蘇長順預想中的震驚或暴怒,反而帶著一種見怪不怪的,甚至有點不耐煩的審視:“劉海中?他又打孩子了?”她語氣帶著點無奈,”唉,這個老劉,教育孩子就教育孩子,下手沒個輕重,動靜還鬧這么大,街坊鄰居聽著多不好,影響多壞。”
她揉了揉眉心,顯然對這類家務事有些頭疼:“長順啊,我知道你是好心。但這事兒吧…怎么說呢?清官難斷家務事。當爹的管教兒子,只要不打出個好歹來,我們街道辦…也不好硬插手。畢竟,這是人家的家事。各家有各家的教育方法,只要不出大格,我們也不好干涉太多,免得群眾說我們手伸得太長。”
王主任的態度很明確:她知道劉海中打孩子,也知道動靜大,但她認為這屬于管教方式不當,影響鄰里的范疇,還沒到需要街道辦強行干預的地步。她的底線是不打出個好歹來。
蘇長順心里一沉,果然,王主任的反應和他預想的一樣,在這個年代,這種程度的家暴在基層干部眼里,遠非原則性問題。
但他早有準備,他深吸一口氣,臉上露出極度焦慮和擔憂的神情,聲音帶著一種沉重的緊迫感,將話題精準地引向王主任最不能忽視的領域:“王主任,您說得對,管教孩子是家事,各家有各法,只要不出大格,街道確實不好管,這個道理我懂。”
他話鋒陡然一轉,語氣變得異常凝重:“但是,王主任,劉海中現在這打法,已經不是管教了,他是在精神折磨虐待啊,那皮帶抽得跟雨點似的,孩子哭嚎,那聲音…那聲音聽著就不對勁,不是疼的哭,是…是絕望的哭嚎啊,我剛才在院里聽著,心都揪起來了。”
他上前一步,身體微微前傾,目光緊緊鎖住王主任的眼睛,聲音壓得更低,卻帶著更強的穿透力和警示意味:“王主任,我不是危言聳聽,我是真怕啊,怕出事,怕出大事,您想啊,劉光天那孩子才多大?十二三歲,正是半大不小,性子又倔的時候,他爹這么往死里打,孩子萬一…萬一承受不住,一時想不開,做出什么極端的事情來…”
他故意停頓了一下,讓極端的事情這幾個字在王主任心里發酵,然后才清晰地吐出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比如…受不了這頓毒打,半夜跑出去…跳了護城河,或者…被打得狠了,心里憋著天大的委屈和恨,趁他爹睡著,摸起菜刀…”
”嘶——”王主任倒吸一口涼氣,臉色瞬間變了,剛才那點見怪不怪的淡然消失得無影無蹤,蘇長順描繪的這兩個場景,如同兩把冰冷的錐子,狠狠扎進了她作為街道主任最敏感的神經——惡性事件,非正常死亡。這是她轄區里絕對不能出現的,一旦發生,就是重大責任事故,足以讓她這個街道主任吃不了兜著走。
蘇長順敏銳地捕捉到王主任臉色的劇變,立刻趁熱打鐵,繼續加碼,將事件性質徹底升級。
”王主任,這可不是我瞎琢磨,您想想,孩子被打成那樣,身心都受到巨大摧殘,精神崩潰了,什么事干不出來?到時候,孩子沒了,或者弄出人命案子,公安一介入,調查起來,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他爹劉海中長期,殘酷的家庭暴力?是不是咱們街道辦,我們95號院,對眼皮子底下這種顯而易見的,可能引發惡性事件的巨大風險隱患,視而不見?沒有及時干預制止?”
他聲音帶著一種沉重的質問:“到時候,區里,市里追究下來,問街道為什么沒有提前發現,提前制止?問咱們為什么讓一個隨時可能引爆惡性事件的火藥桶在居民區里存在?甚至…甚至問為什么還讓這樣一個有嚴重暴力傾向的人擔任后院聯絡員?這責任…誰來擔?這教訓…慘痛不慘痛?”
蘇長順最后一句,如同重錘敲響:“王主任,打孩子本身,您或許可以認為是家事。但當這種暴力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一個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并且存在引發自殺,兇殺等惡性事件的巨大風險時…這就絕對不再是簡單的家事了,這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造成極其惡劣社會影響的重大隱患,是擺在街道辦面前,必須立刻,堅決處理掉的火藥桶。放任不管,就是失職,就是瀆職,就是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不負責任。”
王主任的臉色已經從震驚變成了鐵青,額頭甚至滲出了細密的冷汗,蘇長順的話,像一盆冰水,瞬間澆滅了她之前那點家事的僥幸心理,尤其是那兩個關于惡性事件的假設和隨之而來的責任追究,讓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