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民族進化論】（第1頁）

中國文化界自晚清以來，有著各種各樣的論戰，沒打過筆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門。

比如鴉片戰爭失利后，主張“師夷長技”的洋務派，就跟主張“忠孝禮義”的保守派，圍繞著引進西學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爭論。這些爭論首先發生在朝堂上，又隨著報紙漸漸走向民間，民間文人也跟著爭得面紅耳赤。

直到1898年，張之洞發表《勸學篇》，以“中體西用”的觀點緩和了兩派矛盾，獲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成為人們的共識。

而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曾經代表先進知識分子的康有為、辜鴻銘，其思想見解已經顯得陳舊落后，被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派文人當做靶子攻擊。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新文化論戰當中，白話文創作得到普及，標點符號和國語也成為標準，民主和科學走向普羅大眾的心中。

這是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兩場思想論戰，前一場論戰讓中國開眼看世界，后一場論戰加速了中國科學文化的傳播。

或許是因為矯枉過正，有人呼吁正視傳統文化，于是又一場新的論戰開始。“調和論者”（調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論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開交，后來出現的“科玄論戰”和“整理國故”，大致都是此次論戰的延續。

由此從論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脈絡：頑固保守——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協調……

這是華夏民族的自我進化之路。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士”的心理認知。就算穿著單衣、啃著饅頭，也依舊心懷天下，常常指點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時局，在近代歷史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大不如前，“士”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黃昏。

最近十年的論戰，就顯得細碎得多了，主要分為兩種，即：文學思想之爭和政治理念之爭。

什么京派海派論戰，什么魯梁論戰，還有新月派炮轟創造社，左翼文人怒懟御用文人，，現在重新讀來都精準無比。還有他幾個月前，因為沿途宣傳抗日思想，而被日本特務刺殺，這些都足以獲得大家的尊敬。

蔡元培、孫夫人和另外五個人走過來。

孫夫人微笑握手道：“周先生，恭候多時！”

“孫夫人好！”周赫煊問候道。

蔡元培跟周赫煊熱情握手，說道：“明誠，你終于來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五位分別是潘公展先生、吳漢先生、周寒梅先生、錢俊端先生和張志讓先生。”

潘公展、吳漢和周寒梅是國黨的人，分別擔任協會的會長、總務部長和經濟部長。而錢俊端和張志讓則為親共人士，分別擔任協會的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

是的，后兩位只是親共人士而已，并非真正的共黨，老蔣對共黨依舊還有防范。比如協會宣傳部長張志讓，就是共黨元老張太雷的族兄，并擔任“七君子”的辯護律師。

順便一提，協會會長潘公展，還是國黨中宣部的副部長，可見國黨對此協會極為重視。

眾人握手寒暄片刻，茅盾、巴金、胡愈之、歐陽予倩、周劍云、沈茲九等人，也紛紛過來跟周赫煊打招呼。

沒一會兒，胡適也來了，站在角落里跟徐志摩聊天。

胡適現在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著和平談判，一方面又忙著救亡圖存。或者在他看來，二者是統一的，只有和平談判才能救中國，而戰爭只能讓中國萬劫不復。"